道教的戒律清规

《道教义枢·十二部义》训“戒”为解、界、止，意思是“能解众恶之缚，能分善恶之界，又能防止诸恶也”。训“律”为率、直、慄，意思为“率计罪愆，直而不枉，使惧栗也”，“戒律者，如六情十恶之例是也。”

道教戒律是指道教约束道士言行，防止道士违反道教清规的警戒条文。初期的道教并未有正式戒律，在早期经书《太平经》中只有“诫”，如“贪财色灾及胞中诫”，“不孝不可久生诫”等等。《老子想尔注》中则有“道诫”说：“道贵中和，当中和行之，志意不可盈溢，违道诫”等等。这里的“诫”、“道诫”，虽不是道教后来意义上的戒律，但已有规范人心、制约行为的含义。

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，道教便有了正式的条文式的戒律。不过，从总体上看，道教戒律的主要内容仍以儒家名教纲常观念为主。在其发展过程中，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。但道教戒律的渊源仍在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。

魏晋时期经过葛洪、寇谦之、陆修静等众多高道的努力，道教戒律渐成系统，并且陆续增多。到六朝末期，出现了道教最早系统记载戒律的典籍《洞玄灵宝奉道科戒营始》。之后道教的戒律在种类和内容上更是有增无减，覆盖了道士日常修行与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据《洞玄灵宝玄门大义》记载，道门戒律有详，有略，详者，有太清道本无量法门百二十九条、老君及三元品戒百八十条、观身大戒三百条、太一六十戒等为例；略者，有道人三戒，录生五戒、祭酒八戒、想尔九戒、智慧上品十戒、明真科二十四戒等为例。《云笈七签》中也集录了众多的道教戒律，其中戒条最多的达到了1200条。这些戒律中的“详者”可视为是对“略者”带有诠释性的实施细则说明。

道教戒律中的三品戒是比较笼统的一种戒律范畴，是针对人有三品而为道士提出的相应的修道规戒。《玉清经·本起品》认为各种戒律是因受戒对象资质之不同而分别设置的，上品人悟性高，可以不持戒而言行自然合乎戒律的要求；中品人自觉性较差些，易受周围环境影响，所以应该接受五戒、十戒的约束，以防犯过失；下品人自我管理能力甚差，但有的人尚有接受戒律的意向，所以接受三百大戒等犹可奏效，而那些自我约束能力极差，又不愿意接受戒律约束者，实在无可救药，即使受一千二百戒也不会奏效。

至于道教“清规”，则是在元明之际才出现的。清规与戒律一样，都是用来约束道士言行的规条。戒律是警戒于事前的行为准则，具有强制性。而清规则是对犯律道士的处罚条例，具有惩罚性，是前者作用的延伸。道教清规由各道派或道观自己制订，各类清规条目有详有略，但内容大同小异，就全真道清规而言，就有《全真清规》《清规榜》《清规玄范》《清规玄妙》《执事榜》等等。如《全真清规》的内容便包含了指蒙规式、堂门戒腊、游方礼师、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、长春真人规榜等。其中“指蒙规式”是指导初入道的童蒙的规戒；“游方礼师”是规定游方道士的礼仪的；“堂门戒腊”是规定道士在宫观中行止礼仪的，此外还有对道士在宫观内的起居安排和礼仪等方面的规定。

清规作为处罚条例，有极其严格的规定，它按道士所犯过失的轻重，量过行处，轻者处以跪香、劝离、驱逐等，重者则被处死。清代时期，陕西张良庙和北京白云观都制定有《清规榜》，其对责罚的行为较为具体明确，处罚的方式除了罚出、罚斋、罚香、罚拜外，还有迁单等，最严重的是违犯国法，奸盗邪淫，坏教败宗，顶清规，火化示众。张良庙的《清规榜》还有炙断眉毛、摘去衣领、打扁拐等处罚方式。民国后期，全真道道士为适应当时社会对清规有所调整，如将“火化示众”的处罚取消，增加了“罚送究”的条款。